郑州“封针”后遗症:有患儿疑被误诊,专家称雪上加霜

10-31 09:54:53 极昼

“封针”治脑瘫 创新还是骗局

文章摘要:近日,一篇关于“封针”的报道,将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推到了风口浪尖。这些接受过“封针”治疗的患儿家属,有的疑似被误诊,有的变成了癫痫。曾经,对权威的笃信、病友之间的安全感,让他们不自觉走到一起。如今权威崩塌,站在十字路口的他们该何去何从?

再有一天,小泽子就满八个月了。他不会站,不会爬,不会翻身,也不会抓东西。在普通婴儿已会认人的年龄,他只能咧嘴笑,不出声。母亲张云丽与奶奶王玉红,带着他从县医院治到市医院,又慕名去到省三甲医院,现在,她们坐在北京一家私人诊所里,寻求答案。

张云丽安静地坐着,双手搭在膝前。对面,中国最知名的儿科专家、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鲍秀兰,正浏览孩子的各项检查结果。

“你在那里做什么治疗啊?”鲍秀兰问。

张云丽犹豫了几秒才开口,“在三附院做康复。”

“怎么康复的?”

“封针嘛。”

鲍秀兰有些惊讶,“封针本来它就,雪上加霜,都不管用。”这不是她第一次接诊封针患儿。四年前,同一间诊所,鲍秀兰看完一位四个半月大孩子的检查报告后,告诉孩子母亲,你们孩子是正常孩子,你来干嘛?之前,这个孩子被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诊断为“脑瘫”,并接受了为期七天的封针治疗。

孩子母亲王桥一度不敢相信鲍秀兰的诊断结果,“那为什么会被诊断为脑瘫?”她记得,鲍秀兰回答,你已经不是第一个了,之前也有河南的来,就是误诊。

四年后,经媒体报道,封针疗法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。这项被冠以“神术”的治疗手段,号称能治疗小儿脑瘫、智力低下、听力障碍、各种脑损伤等小儿神经系统疑难疾病。其创始人万国兰——三附院儿童康复科名誉主任在一篇论文里写道,三附院儿童康复科从1997年至2002年诊治的381例脑瘫患儿,通过封针疗法,总有效率达97.1%,其中“正常化”190例,堪称医学奇迹。然而,十分钟内,在小儿全身扎针数十次的做法,一经曝光,被贴上“残忍”的标签。不断有家长反馈,正常孩子被误诊为“脑瘫”,医院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。

张云丽也是看完新闻,才知道自己“可能上当”了。出生不久,儿子被省会一家三甲医院诊断为脑损伤,她四处问人,上网查询,最终将儿子送到三附院接受封针治疗。四个疗程后,儿子出现抽风、癫痫的状况,她停掉治疗,来到北京。她想解开疑惑,“封针是不是有可能会引起抽风?”

鲍秀兰没办法给出绝对的答案,但封针前的脑电图看上去“很好”,她只能劝张云丽,及时止损,用新的方案重新治疗。

张云丽沉默了。一同前来的奶奶王玉红感到委屈,“都是去最好的医院,治着治着……”她哽咽住,眼眶红了一圈。为给孙子最好的治疗,他们四处借钱,八个月来,已花费三十多万,孙子健康却每况愈下。她搞不懂,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“那是省级三甲医院啊”,她强调了几遍,“我们就是农民,不相信医生,相信谁啊。”

她们尽力了。

北京看病期间,张云丽一家在靠近医院的四合院租了房,一个大院子,住十几户人家,一晚160元。 王彦入 摄

权威

张云丽三十岁,出生于河南中西部的一座小山村,初中毕业,南下打工,在流水线上制作手机板。有了孩子,育儿持家成了她的全部。她有两个女儿,镇上接生的。小泽子是她第三个孩子,从怀孕起,一直在县医院检查。临盆前,羊水不多,医生建议张云丽剖腹,验血时,她才知道自己是O型熊猫血。医生告诉她,孩子出生,有溶血风险。

2月27日凌晨五点多,儿子出生,张云丽迷迷糊糊看了儿子一眼,他就被抱走了,果不其然,医生诊断为溶血,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,当晚九点,又转去了平顶山医院。“对我们农村人来说,是最好的医院了。”奶奶王玉红感慨。搁以前,家里孩子感冒,王玉红就着紫苏、葱姜,熬点茶,喂喂孩子,喝喝就行。谁要咳嗽,摘两个柿子,泡醋,拿大铁勺挖两勺,灌下去管好。再小些的头疼脑热,全靠挨,很少有人去医院。更别提市一级的医院,王玉红还是头一遭来。

住院十来天后,医院通知,孩子严重了,治不了,需转去郑州。她们又遵医嘱转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,在这里,小泽子被诊断为脑损伤。医生建议她们做康复。

王玉红对“脑损伤”完全没有概念。她只知道脑瘫,在她印象里,脑瘫治不好,村里患病的孩子,有的眼睛斜视,还有的五六岁才会走路,胳膊往后拐,走起来一颠儿一颠儿的,姿势不好看。这是她对脑瘫的全部认知。

她回忆,医生当时的结论是,“孩子如果不康复,将来是个废人,生活不能自理,眼睛会瞎。”她吓坏了,忙慌着咨询康复去处。

在医院门口的保安室,她碰到一位前来探视亲友的家属。聊着聊着,聊到孩子,对方说,自家儿子一岁多不会走路,不会说话,送去三附院封针,几个疗程后,开口说话了,也会走了,跑得可快。怕王玉红不信,他掏出手机,给她看孩子治疗前后的照片。

王玉红回去后转述给了张云丽。张云丽很谨慎,上百度查了封针、封针的创始人、以及这家医院的介绍。三附院同时也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,它的儿童康复科还被省卫生厅批准为“河南省小儿脑瘫康复中心”,现为“河南省儿童脑瘫康复质量控制中心”,几乎代表了当地小儿脑瘫康复的最高水平。

而封针的创始人万国兰,2018年曾获“河南最美医生”提名奖,当地媒体也曾以《郑州68岁女医生跟“不治之症”较劲 救治数十万国内外患儿》《折翼天使在这里重新“起航”》为题报道万国兰与其团队。报道里的万国兰,通过封针疗法,救助了数十万神经系统疾病患儿,“患儿几乎遍布全国,连美国、俄罗斯、加拿大的患儿也是在我们这儿看好了。”报道写道,“说到这里,脸上泪痕还未消的万国兰有点骄傲。”

浏览完网上评价,张云丽对万国兰的总体印象就是“医术挺好,没得说”,这加深了她对封针疗法的信任。王玉红也放了心,“医院对我们老百姓来说,就是保命的地方,莫怀疑,从来莫怀疑过。”

另一个孩子的母亲王桥起初也未怀疑。她来自开封,比张云丽更谨慎。那是2015年10月,四个半月大的儿子去社区医院做体检,体检完,医生告诉她,孩子胳膊夹得紧,手抓得紧,手指弯曲,他判断孩子肌肉张力高,建议去郑州做一步检查。

尽管从未发现儿子有何异样,王桥也不敢疏忽,一家人带着儿子去郑州,先是郑州儿童医院,诊断结果为儿子脑神经损伤。

王桥不接受,“因为我孩子看起来是一切正常的”,她决定换一家医院,这次,她选择了三附院,为儿子诊断的医生是朱登纳,现三附院副院长、儿童康复科主任,为挂上他的号,王桥还托熟人找了关系。

时隔四年,王桥还记得诊断当天的一些细节。诊室不大,一侧放着一张床,八九十公分宽,进去以后,朱登纳把儿子放在床上,平躺,拉胳膊,拉腿,观察他抬头情况。期间,也询问一些细节,“孩子会不会翻身?”

“不会”,王桥回答。

做完这一系列检查,王桥回忆,朱登纳甚至没有看过他们在儿童医院的拍片,便给出诊断结果:脑损伤综合征。

王桥懵了,大脑一片空白,她试探性问了一句,“什么是脑损伤综合征?”她至今记得朱登纳的回答,“脑瘫”。

这两个字击溃了王桥最后的心理防线,尤其由这么一位“权威教授”说出来。

医生继续问,“你想怎么办?”

“肯定听大夫的”,王桥脱口而出。

朱登纳建议住院治疗。几乎没有考虑,也容不得考虑,王桥接受了,尽管,他都没告诉她,详细的治疗方案,她也不知道,所谓的治疗,便是封针。

但当时,她没有选择,“连着两个医院都说我孩子是脑损伤,我只能选择去相信这样一个结果”,王桥说,她不得不接受现实,“虽然我孩子看起来正常,但我首先肯定是相信两个医生,是吧。”她不敢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。

当天,王桥办理了入院手续。

万国兰为患儿诊治 图片来源网络

“有点像传销”

四年后,张云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,毫不犹豫。

还没走进住院区,张云丽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,这样的哭声,在接下来的四个月,将持续折磨她。她抱着小泽子,穿过大厅,去往病房,走廊上,摆满加设的病床,病床上躺着或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孩子,都是等待封针的患儿。他们大多来自河南各地,也有外省家长从网络看到宣传,慕名而来。

小泽子需要封针四个疗程。每个疗程10天,隔天治疗一次。第一次封针,治疗室里撕心裂肺的哭声绊住了张云丽,她不敢靠近,把孩子递给王玉红,自己在门外等待。

小泽子被放在治疗床上,第一针,扎在了头顶,“哇——”他扯着嗓子哭喊,张云丽在门外跟着哭。王玉红也不敢上前,只能托其他家长帮忙摁住孩子,一个家长用双手固定头,另一个按住胳膊,还有人负责摁腿。他们是患儿家属,住临近病房,谁家孩子需要帮忙,就伸个援手,多是男人,劲儿大。每回,装着药水的注射器,要在孩子周身不同穴位,扎上数十次,三至五秒一次,扎完,拔出针头,一旁的家长立马用棉球压住伤口,棉球渗出一层血色。

不是不痛苦,只是对康复的渴望战胜了痛苦。“你为了孩子讨个活命,那都莫办法啦”,王玉红安慰自己,孙子现在遭罪,治好病,将来生活能自理,比什么都强。白天,孙子封针,哭,她们跟着哭。入夜,张云丽抱着孩子挤一张床,王玉红在地上铺床棉被就睡,她们没有多余的钱在外边租房。

病友间口耳相传的康复神话成为她们的希望。据说,一个小姑娘,医院下了病危,家人没办法,把她扔在万国兰门口,万国兰把孩子抱回去,封针给孩子治好了,现在,姑娘也当了医生,在郑州一家医院做科室主任。病友们坐一块儿,经常聊类似的故事,王玉红在边上听,都记进了心里。她从未怀疑过传说的真伪,她相信救死扶伤的故事,因为这是医院。

也有“亲眼所见”。同病房的小姑娘,四肢不对称,胳膊往后拐,做完四个疗程,矫正如常,康复出院。还有一个孩子,不爱说话,走路歪歪倒倒,封针两个疗程,走路利索,也开口说话了。这让王玉红坚信,“肯定是有好处的”。后来,她也把这些“奇迹”讲给别的病友听。

进入那个环境,像被扔进一片海,焦虑如海水漫过额头,溺水的人必须挣扎。王桥回忆,院墙的宣传栏贴着海报,告诉家长不能错过脑瘫患儿的最佳治疗期,下面一行小字,六个月前;挨不过去的时候,病人家属相互打气,最常挂在嘴边的是,谁家的孩子,几岁不会走路,几岁不会说话,不想孩子这样,就忍耐一时——初来乍到,新手妈妈王桥相信这些劝慰,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”。

抖音里一个妈妈去年发布的视频。图片来源网络

但很快,王桥便觉察到异样。串门时,和家长闲聊,她发现,所有孩子,无论诊断为肌张力高或低,无论是斜视还是早产,全部用一样的药水,一样的封针方式,扎一样的穴位,“就是无差别对待”,王桥回忆,她还留意到儿子的细微变化。以前,他老爱笑,扎针那段时间,儿子整个眼神,木木的,呈呆滞状,哭的次数也多于以往。她起了疑心。

荒谬的事还在后头。她碰到一位老乡,老乡生了一对双胞胎,男孩儿出生时缺氧,抱来封针,女孩儿也抱了过来,接受同样的治疗,父母认为,需给女孩儿预防。尽管她当时一切正常。

到第七天,主治医师查房,他照例拉了拉王桥孩子的胳膊、腿,用手电照了照孩子眼睛,通知一旁的王桥,“你们要加一个治疗,孩子有斜视。”王桥火了,孩子看上去一切正常,仅凭医生主观观察,也没有进一步检查,便告知加治疗,她认为不合理。两人在病房争论起来,谁都没有妥协。王桥决定出院。当天中午,她抱着孩子离开三附院,下午直奔北京,第二天一早见到了鲍秀兰。

跳脱出三附院,保持足够的距离,再回想那段日子,王桥觉得不可思议,她形容家长间的氛围“有点像传销”。“就是很团结,会让你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,你的孩子终于来了,找对了组织,一定要相信医生,赶快去治。”她说,尤其是家长互助,在治疗室帮忙摁孩子,“等于是,你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别人,你们之间就有那种战友的情谊”,这让他们安心,不加入其中,甚至会愧疚。

起初,张云丽守在门外,慢慢适应后,她抱着儿子进入治疗室,但也仅限于远远站着,不敢看,更别提搭手,全靠其他病友帮忙摁孩子,塞棉球。时间一久,张云丽过意不去,“不能人家老帮你忙,你不去”。第三个疗程后,她尝试待在床边,给儿子压棉球止血。针一扎,儿子哭,她也哭,“跟扎自己一样”。慢慢上了路,后来得空,她也帮别的病友,握着棉球的手一挨到孩子的皮肤,就止不住地抖,心也“腾腾”地跳。

在那样的氛围里,所有人都知道残忍,但没人选择停下来,他们共同呵护着一个神话,那是他们最后的希望,谁都不愿、也不敢戳破美好的气泡。

封针时,家长们摁着孩子的腿。图片来源网络

“到底怨谁呢”

公号“偶尔治愈”打碎了这个神话。10月21日,他们发布了一篇名为《婴儿“封针”调查:一家三甲医院的脑瘫治愈神话》的报道,将三附院与封针治疗推到了舆论的漩涡里。王桥看完报道,在评论里分享了自家经历,随后,更多患儿家属站出来,质疑封针的合理性。他们大多早已结束治疗,有的孩子患上癫痫,有的回家后未见异常,还有的去北京复查,结果与王桥家孩子一样,误诊。也是那个时候,王桥意识到,自己不是孤例,“原来这么多人发现自己被骗了”。

如今,王桥儿子已上幼儿园,前段时间,学校举办背诵比赛,儿子得了第一,一切都很好。报道将她拖回四年前,当鲍秀兰告诉她孩子正常时,恐慌并未停止。她不确定,封针治疗,对于一个健康孩子,是否会留下后遗症。这些年,她有意不再提起这段经历,自我催眠,当它从未发生。她害怕这件事再次将一家人拉入泥沼。

现实问题也涌了出来。被贴上脑瘫的标签,孩子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购买商业保险,王桥希望取缔封针,更希望医院出具一份误诊证明。

张云丽是在患儿群看到报道的,当时,她与王玉红带着孩子在北京看病。四个封针疗程结束后,她发现儿子偶尔会有抽搐的状况,找到医生询问,医生暂停封针。她们立马约了脑电图,结果显示,孩子表现为不典型高度失律,简单来说,癫痫。

张云丽赶紧挂了万国兰的号,万国兰建议她们来北京。没几天,她便在群里看到报道,“太可怕了”,张云丽回忆当时的心情。

但王玉红依然抱着朴素的看法,“这东西咱也说不准,也可能咱的孩子不适应这个封针,人家好些都好了,也挺多的。”她细数医生的好:主治医师每天查房,有问必答;推拿老师开绿灯,去得晚,下班也给孩子做;护士也好,孩子发烧,一晚检查几次,“这还能咋说”,王玉红嘴上说着,不怪他们。

防备却渐渐立了起来。她们辗转于天坛医院、首都儿科研究所、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,挂了好几位医生的号,不敢只听一人言。医生开药,孩子吃完哭闹,她们怀疑用药是否正确,尽管这已是全国最好的儿童康复医院,“怕了”,张云丽说。

那几日,北京雾霾,张云丽的心头也蒙了尘,她们想找一位最权威的专家,为此,凌晨三点起床,没洗脸,没刷牙,摸黑往医院赶,想抢一个专家号,但并未如愿。儿科门诊挤满了人,张云丽与王玉红靠在椅背上,垂着头,显得沮丧,王玉红重复了好几遍,“别人是有关系的,我们就莫关系。”打心眼儿里,她不再如往常那般信任医院。

为不留遗憾,张云丽花八百元在鲍秀兰的私人诊所挂上了号。那是霜降的第三天,北京最低气温只有3度,一大早,王玉红给孩子套上最厚的棉衫,裹上包被,与张云丽一道,来到诊所。鲍秀兰与助手给孩子诊断了半小时,得出的结论是,“你们这个孩子,现在有三个病,一个是脑瘫,一个是智力落后,还有癫痫。脑损伤引起的。”

王玉红坐在对面,情绪有些失控,她没忍住,哭了出来。孩子从溶血变成脑损伤,又从脑损伤恶化成癫痫,她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错,她只能怪自己,“也许我们不上好医院治,在县医院治,就不会这样。”她只穿了一件褐红色的薄外套,那是她从河南带来最厚的衣服了。

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张云丽在福建打工的丈夫,一月四千。孩子爷爷为了挣钱,农闲时,也出门干活帮衬。他六十多了,前几天去秦皇岛一处高架做电焊,干了两天,吃不消,回了家。眼下,孩子的治疗还将继续,欠下的债务遥遥无期。

王玉红想打官司,但从何打起,也没主意。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,面对疾病,医生是她唯一信任的救命稻草,只是这一次,她被推到残忍的现实前,“你说这东西,到底怨谁呢?”

裹在包被里的小泽子安静地躺在奶奶怀里,他被剃了光头,后脑勺因颅骨重叠凹陷了一块儿,戴了一顶棉帽。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却还不能打量这个世界。医生检查时,替他脱裤子,刚碰到他,他就哭了起来。因为感冒,他像打呼一样大口呼吸,夹杂着哭声,虚弱又仓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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