脱口秀大会,这些放浪的幽默

12-04 03:11:07 娱圈李白

卡姆、王建国、思文、呼兰和庞博,这五个人或多或少都因脱口秀而改变了人生路径,脱口秀也因这些面孔的存在而令人兴奋。

王建国、卡姆、思文、呼兰、庞博

九年前,盘锦人王建国还在广州的城中村写小说。小说能取悦自己,但不赚钱。六年前,他开始在上海住快捷酒店,给《今晚 80 后脱口秀》写段子,领到第一笔 500 元的稿费,感慨自己终于能靠手艺吃饭了。

五年前,卡姆在克拉玛依读高中。“90% 的学生会选理科,理科里 90% 的人会学石油”。做石油工程师的父亲和做牙医的母亲希望他也一样,但卡姆没有。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,在六九咖啡加入什刹海脱口秀群,去年底签约笑果,今年获得了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二季冠军。

四年前,思文还在深圳的一家国企上班。先生程璐加入刚成立的笑果,思文开始正式写段子说段子。硬着头皮一场场地讲,讲完哭,哭完继续干。在这期间,她经历了各种人生变故。一切突然没那么重要了,段子从工作变成了能带来愉悦的一件事。

从哥伦比亚大学精算系毕业后,呼兰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,又回到上海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软件开发团队负责人。2017 年 6 月,他在山羊GOAT讲了第一场脱口秀,从此上瘾。看书、竞技这类爱好都没时间做了,所有业余空档只有一个,说段子。

一年前,庞博还在上海做程序员。从《今晚80后脱口秀》《吐槽大会》录到《脱口秀大会》,成为脱口秀大王,随后转行成为一名专业演员。他的新愿望是把新东西带给观众。

五个人或多或少都因脱口秀而改变了人生路径,脱口秀也因这些面孔的存在而令人兴奋。

卡姆:我这个人很情绪

卡姆

“我觉得冠军王座就是为我设计的。”21 岁的卡姆说。他是唯一一个第一期就公开表达夺冠愿望的选手。但这情形并不陌生——五年前,卡姆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。父亲说,你要考就偷偷考,别到时候考不上丢人。卡姆说,放屁,我就要一顿暴讲。如果我考不上,我就把脸丢透。

要不是有机会到北京,一个普通克拉玛依年轻人的命运大抵是从事石油或相关的传统行业。“分文理科的时候,90% 会选理科;选理科的人里,90% 会学石油。”

但这都不是卡姆。我们趁化妆的时间并肩聊天。他没法转头,只能看着镜子聊。镜子里的卡姆和镜头前的没什么不同:平头、花衬衫,激情四射、滔滔不绝。无须第三视角描摹,自己就是最生动的讲述者。“脱口秀的重点在人,不是段子。其他人都不怎么看表演,只会说你这个气口不太对。”

他咬紧下唇,交替用胳膊肘撞击手背,演示“举手姿势最端正的同学”的样子。撞击处啪啪作响。这个段子在本季第一期节目里出现过,也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,因为“有情绪”。大约有一周时间,他天天练,胳膊肘练得发红,就为了把力度引出来,那种小孩特别想要炫耀自己刷存在感的力度。

类似的练习从高一就开始。起初他模仿印裔脱口秀演员Russell Peters 那段调侃印度口音的段子,之后花一年半研究模仿老师;从每周一次的班会表演,发展为每周五一次的串班巡演。高二那年,卡姆找朋友凑了 3000 块钱向一个夜店租下两小时场地,又花几百块钱印了 200 多张票,试图举办人生中第一个小专场。票是发出去了,但演出遇上“克拉玛依建成五十周年以来第二大雨”,只来了20 多位观众。他讲了两分钟,下台自己待了一会儿,又上台硬讲了一小时。“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笑,特别难受,我意识到段子得稳定下来一点,互动可以有,但也得有不受观众情绪所影响的那种基础。”

要习得这种基础,第一步可能得离开克拉玛依。他要考北影。

卡姆来自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:父亲是石油工程师,母亲是牙医。他们对子女的期望稳妥而现实:留在克拉玛依子承父业。如果一定要进北影,就好好读书,找个电影厂规矩拍电影。卡姆不服:天山电影制片厂上一部片是 30年前拍的,叫《阿凡提的故事》。你们的经验只适用于你们那个时代。

但北影也不是理想之地。

归属感是在校外找到的。2015 年,北京六九咖啡有个“什刹海脱口秀”,能坐得下 30 多个人。卡姆去自我介绍说,我在克拉玛依已经有一个半小时的专场,把所有人都吓坏了。接着他用 COM 这个名字开始讲段子,从北京讲到上海,和王建国、池子吃了饭,但没想好今后到底该演喜剧还是说脱口秀,没签约。那是 2017 年,笑果文化成立不久,《吐槽大会》已经火热。

回到北京,《奇葩说》开始录制了。除了想曝光赚钱,卡姆也想看看市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,连续上了些节目。比起同龄人,卡姆的一系列非常规选择反而带来了更多好运。他在平衡工作和爱好上少有纠结,也没在钱的问题上有什么担忧,从大二起已经能经济独立。父母因此也不再反对脱口秀这份职业。房子和节目就像两条明暗并行的刻度条,直观丈量出这个 21 岁年轻人过去四年的生活,也是段子输入和输出的地方。

大二那年,他搬进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出租屋。月租 900元;有窗,但只放得下一张床;13 层,没有电梯,爬楼得和女朋友边玩成语接龙边上,否则累得慌。“外卖员一上来我就给他鞠个大躬,实在对不起。”

第二个住处仍在学校旁边,月租 1200 元。稍大些,在二层;也是个隔断,一间房六七个人共享。隔壁屋这次住的是一个被中年男人包养的女孩。

住了大半年,卡姆又搬到北六环一个月租 2100 元的出租屋,开摩托车去学校。接着是大兴一个月租 4000 元的房子。去年 6 月,他又搬家到上海。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住处,大且离市区近。

就像这所房子一样,卡姆也感到自己进入了最舒服的状态。

经历第二季极度激烈的竞争让他经历了一次认知自我所必须的摇摆。“我其实擅长那种咣叽给我扔个三天,往酒店里一坐,手机关机,完全进入自己的世界一顿暴写。那种写出来的东西是真正的自我主义,闭门造车但是特别好笑有风格。”第四期是个分界点。由于连续三次没通过开放麦,卡姆“爆生气”,在公司门口遇上笑果文化创始人叶烽,两人一块抽烟。卡姆问,这事我真想不通,我演得不搞笑吗?老叶说,搞笑,但是你的审美是这样,节目的审美是另外一样,这两个东西没法融到一块的话就没有意义。

卡姆接受了一部分,比如如何适应镜头、如何更自然地切换段子和 Rap。另一部分则决定保留。“艺术就是主观的。我要弄完完全全属于我的真正有风格的东西,还能让大家笑得控制不下来。”比起外界评价,自我认同仍然最高。“第七期说孤独,大家评价不错,但在我心里最烂了,情绪不对。但我很喜欢我的狗,所以我讲出来很开心。”

人气随着节目的热度又回来了。有快车司机给他开玩笑,说:“你还叫快车?最起码得叫个专车。你一年得有个几百万收入吧?”在上海住了一年多,对门邻居终于把他认出来了,突然问“你是不是卡姆”。

卡姆享受这种关注,但并不为大起大落担忧。

节目结束后,卡姆彻底放松:在家里跟狗玩,买了新游戏,去酒吧玩了几次,和朋友一起录了首 Rap,去了开放麦。他提起前两天在开放麦遇到的一个叫冷咖的哥们儿——东北二人转演员出身,穿着滴滴代驾的衣服上台,讲了个夹杂说唱的段子,让一同到现场的两个 rapper 朋友“一顿爆笑”。说起这个,他又止不住眉飞色舞。

“让观众笑的艺术是最高贵的艺术,没有什么艺术比这牛逼。”

王建国:上海与东北,自我与观众

王建国

“我觉得我在脱口秀这方面永远成不了艺术家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我没有那么爱它。”

等待拍摄的间隙,王建国斜靠在沙发上,脑袋浸在电子烟喷出的云雾里。吸了两口,他拿出手机打起了游戏。几天前,他刚花 3000 块买了一套罗技的鼠标和键盘。这是他目前的最爱,超过说段子,甚至写小说。游戏令他专注,使他放松。“以前写段子就是先打游戏。三天要交,打两天半游戏,最后半天一定能写出来。”

九年前,王建国还不叫王建国。从山东财经大学毕业后,他在广州的一个城中村里写小说。多产时期连续写了十五个月,连载三部,共计九十万字。代表作《李姐的混蛋超能力世界》用的笔名是“蛆”。前言带着点中二气质:“谁要讲道理啊!!!谁要写故事有逻辑啊!!!谁要不好笑啊!!!你在看不起谁啊,混蛋!!!……这些混蛋们,就是我的故事。”

他很快发现写小说虽然能取悦自己,但赚不了钱。能赚钱的是写段子:先是在饭否,后来在网易微博,月薪 1500元。两个平台都没了以后,东方卫视的《今晚 80 后脱口秀》又来了机会,500 块演一场。“其实这活儿我最开始推过,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行,读着好看的东西说出来不一定好,后来迫于确实是没别的工作才来。”第一笔工资下来,他意识到靠创作可以养活自己了。不算房租,一个月5000 块钱就够花,剩下的钱都转给父母。

在上海的七年脱口秀生涯里,王建国有六年一直住在酒店。一个是因为出差时间灵活,一个是觉得便宜便捷——一个月十来天,每天两三百。去年他终于在繁华地段租了个 15 平米的老房子,月租 5000 元。一台 75 寸大电视,外加茶几、沙发、鞋柜、床,五脏俱全,但一个挨一个,像“华容道”。房子没暖气,王建国住了一个冬天,患上了鼻炎,于是今年又搬了家。离城区很远,但有 70 平米,有暖气,父母来住也方便。

总的来说,30 岁的王建国过去九年的生活似乎都是这样:写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,而打游戏是个能让人抽离一会儿的爱好。一些支线在盘旋升级:从老家盘锦到济南,从广州到上海;手上的游戏机从小霸王换成游戏本,又换成一个带有拉杆的主机;写作对象则从小说转为段子和剧本,接着因《今晚 80 后脱口秀》《吐槽大会》以及《脱口秀大会》等综艺而新增艺人身份,获取了世俗意义上的财富和名气。

但王建国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人,虽然他其实是和李诞同时开始上台演出的。李诞在与《新京报》的一次采访中把这归结为“他对这事没热情”。王建国也认可这个说法。

“你享受做艺人的状态吗?”

“我很讨厌,我对它唯一的喜欢就是赚的钱比当编剧多。”

他更喜欢些纯粹的东西,比如做饭。“炸肉我调的味还不错,前几天弄了点儿五香粉,弄点儿盐,弄点儿香油,上点儿料酒裹着面一炸。”今年 4 月,他做了一档叫《隔三岔五国仔饭》的美食节目,对这事儿的态度挺松快。

相声也是。“脱口秀可能会因人而异,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表达。你比如说像乔治·卡林那种的,他就是疯狂地输出自己的人。人家目的很明确,就是逗人笑永远在第一位,更纯粹一点。”

但写作还是得在上海,尤其是商业性更强的段子和剧本创作。“如果你长久地不在这儿了,人家也不找你了。”在写段子上,王建国已经相当熟练。一晚上能写个六七十分质量的稿子。他不太担心灵感枯竭的问题。“枯竭经常枯竭,枯竭了没事儿,有紧迫感它就会来。但是我紧迫感越来越少了,因为我不太在乎到底能不能写得非常杰出。”

不太在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取悦观众和取悦自己之间的矛盾。说得极端点,“为了做艺术,观众的反馈就没有用;为了商业,观众的反应就是全部”。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二期,王建国从父母的视角谈论了如何处理亲子关系。“大家都觉得我说的是关于愚孝的东西,其实完全不是”。原稿写了 2000 多字,上台删到一千多,十分钟内,观点和包袱无法两全。

到第七期,王建国任性地写了些自己想说的,“我非常喜欢孤独……我一直是那个守墓的人,这个世界是我看的坟”,在社交网络上反而引起更大反响。这有点儿出乎他的意料:“我总是憋着一股劲儿,为了让大家喜欢我扮演出另一个角色。这些东西我发现都不用做,就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,然后把它稍微降一点。我那一集讲的可能是我自己最喜欢东西的一个特别小的侧面,可能不到 50%。”

然而只要写作,取悦观众和取悦自己之间的拧巴状态就会始终存在。这不是一个《脱口秀大会》能解决的。综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机会。

除了想着什么时候能回东北,王建国现在的另外两个念想就是剧本和小说。“我要把我的小说和我的剧都弄到自己心里打到最少七分才能交付。”原本答应 10 月份交稿的小说如今只写了两三万字,这让王建国有点儿焦虑。他提起正在合作的一位擅长制作畅销书的出版社编辑,对方让他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提交一份小说大纲,由出版社改得“更接近大众”一点。提纲发过去一天后,对方回复说:“你这玩意儿我改不了,你先写吧。”

王建国意识到这是根上的分歧,但他并没停止合作。“关系是最重要的,因为我又不是这辈子就写一本。我挺乐观的,反正这本折了还有下本,留得青山在。”他有点儿羞于再提起那本《李姐的混蛋超能力世界》。现在想写的倒是一本武侠小说,内核还是黑色喜剧,关于“不知道活着为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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